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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邱教授看了他两秒，点点头。

    “如果患者颅内有金属植入物，伪影严重呢？”

    “先做伪影区域分割，再根据血管连续性模型进行补偿。”

    “补偿结果能不能进入最终手术规划？”

    “可以显示，但必须单独标注置信区间，并提示术者该区域存在算法推测成分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因为算法的作用是减少医生遗漏，不是替医生制造确定性。”

    邱教授没有继续追问。

    临床统计学专家接过话。

    “六家机构，一百八十七例样本。”

    “样本量不算特别大。”

    “你怎么排除过拟合？”

    陆晨切换出备用页面。

    “训练数据与六家独立验证数据完全分离。”

    “六家机构均未参与模型训练。”

    “其中两家使用的扫描设备型号，训练集中从未出现过。”

    “另外，我们做了三轮外部交叉验证，误差变化在可接受范围内。”

    “原始数据呢？”

    “均已封存，可以复核。”

    “代码开放吗？”

    “核心框架已向合作机构开放，涉及后续专利转化的部分暂未公开，但可以向指定审查专家提供完整离线版本。”

    对方点头。

    接下来是材料学专家。

    “NR-7材料目前最大的风险是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长期降解产物的局部毒性，以及不同个体炎症微环境差异导致的修复效果波动。”

    “动物实验很好看，为什么还不进入人体试验？”

    “因为很好看不等于足够安全。”

    “你预计还需要多久？”

    “至少完成大动物长期观察，再讨论一期临床。”

    “有人认为你们过于保守。”

    陆晨神色平静。

    “让患者承担研究者的急迫感，不叫创新，叫转嫁风险。”

    报告厅里安静了一瞬。

    王辰院士看了他一眼。

    答案不华丽。

    但很稳。

    没有因为成果足够耀眼，就急着往人体试验上冲。

    这种克制，在年轻研究者身上并不常见。

    一连十几分钟。

    问题一个接一个。

    算法偏差。

    材料降解。

    动物模型和人体环境的差异。

    伦理审批。

    临床转化成本。

    陆晨没有刻意把每个问题都回答得完美。

    知道的，就直接回答。

    目前没有足够数据的，也明确表示需要继续验证。

    他没有用“理论上应该”“原则上可以”这类模糊词汇给自己找台阶。

    这种坦诚反而让评委的质询速度逐渐慢了下来。

    直到魏长青教授开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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